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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陕菜】长安文化学习札记十五:移民与商

发布时间:2022-08-03 18:19    浏览次数 :

  “一条丹江水从秦岭东坡发源,一路东南而去,经商县,丹凤,商南,又以丹凤为中,北是洛南,南是山阳,西是柞水、镇安,七个县匀匀撒开,距离相等,势如七勺星斗。从河南、湖北、湖南、川、云、贵的商人入关,三千里山路,惟有这武关通行,而商州人去南阳担水烟,去汉中贩丝绵,去江西运细瓷,也都是由水路到汉口。”这是贾平凹书中的故乡商州,平凹写到,一般人说到陕南往往指安康、汉中,经常就把商州忽略了。其实,商州虽在秦岭以南,汉江流域,但历史上一直与汉中安康不同。明清时汉中为省辖汉中府,安康为直隶兴安州,而商洛地区则大多数时间一直隶属西安府,与关中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

  明初商洛隶属西安府,辖商州、洛南,后商州降为西安府商县,洛南改隶华州。明成化十三年,商县升州,西安府直辖的山阳县、镇安县和隶属华州的洛南县改隶商州。(张虎2011) 清代沿袭明制,商南、洛南、山阳、镇安属西安府属。雍正三年升级为直隶州,下辖镇安、洛南、商南、山阳四县。乾隆四十七年,商州直隶州镇安归属孝义厅,后又归五郎厅(宁陕厅),仍属西安府辖县。(林涓2004)与明清商州相比,今天的商州增设了丹凤、柞水二县。

  和汉中安康一样,商州也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天灾,“居民俘戮殆尽”(王昶《商洛行程记》),“地广人稀,荒芜日积”(《直隶商州总志•食货志》)。雒南县“劫烧无遗,人民百存一二而已”(《直隶商州总志•纪事》),“田园长蒿莱,行百里间绝人烟矣”(乾隆《雒南县志》卷),山阳县“树木丛杂,人烟稀少”(《秦疆治略》山阳县)。明末清初山阳在战乱中损失了约80%的人口。(李娜莎2022)到康熙三十三年,山阳县“里甲丘墟,现在落落遗氓,各占一地,唯知务农,有一户住一山坞者,有二三户住一沟溪者,多则十余户住一原一坪者,便为大屯”。(康熙《山阳县初志》)。据相关资料,明万历年间商州有军民“杂三万有奇”,明末仅存7015户,康熙初只剩下下3512户。(王秀绒等2013)和汉中、安康一样,商州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也迎来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徙。

  商洛移民实际上是清代百年湖广填四川的延续。在此过程中,许多流民沿着汉江北上,进入商洛。山阳县处在汉江一级支流金钱河流域,是移民上溯进入商洛腹地的门户。湖广、安徽移民沿着汉江进入商州,落户山阳,因此,山阳本地人称外来移民为“下河下”、“下江河”。(李娜莎2022)据《山阳县初志》记载,最开始来山阳的多是陕西境内移民,到了乾隆三十年,河南湖北的流民携家带口来此垦荒种地,山阳的移民以湖广地区为主。乾隆时期,大量南方移民继续进入山阳,山阳人口总计增加了十倍左右(李娜莎2022)乾隆末年编写《续修山阳县志》记载,山阳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两千余户,山西同属共数百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百余户。”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到了道光年间,山阳县人口增加到11万或更多。(于雯2021)“全县寄居者,占五分之四”(《山阳县志点释》),“从明朝各省流民集聚荆襄地区开始,到清朝南方客民进入山阳,明清时期入籍山阳的流民、客民都是移民,只是这些移民进入山阳的时间有早有晚,来源地有南有北。”(李娜莎2022)镇安紧接湖北,是连接秦楚二地的重要通道,也是清代商洛移民最主要的迁入地之一,乾嘉时期“客籍已十之矣”,(《续修陕西通志稿》)“客籍中以湖北、安徽两省籍尤居多数”。(《重修镇安县志·风俗》)到了嘉道两朝,外来移民已经超越当地土著,成为镇安的主体人口。到光绪年间,“汉民分本地、下河两帮。凡籍隶本县,世居境内,与原籍本省迁居本境者,均称‘本地帮’。外省之人,则无论何省迁来,虽年湮代远,均称下河帮。合而计之,下河居十之七本地居十之三”。(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在商州,普谷河“河崖二百余家多楚豫及皖人”(王昶:《商洛行程记》。整个孝义厅境内土著只占10%,来自湖广和安徽的移民占50%,其他南方省份占30%。(《续修陕西通志稿》)大约有17个省有移民迁入本地。商南县的移民以江南安庆府人数最多,安庆府乃安徽直隶州府,领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六县,所以商南有小太湖的别称。(《商南县志》)。

  移民和迁徙是商州民风民俗变化。镇安“土客共居,并耕而食,始有本地下河之分,凡下河之居于县者,虽与本地互通,庆吊缔结婚姻,而俗尚不同,其口音亦应传不改,盖客民多于土,得以自为风气也”(《镇安县乡土志》)婚俗,丧葬习俗也随着湖广移民来到了商州,广泛流传于两湖地区的孝歌也成为山阳一带的丧葬习俗。(李娜莎2022)“陕南孝歌的形成与历史上几次大量移民及这些移民所构成的文化紧密相关”(张建军2008)据研究,汉水流域的民间音乐的文化源头与移民历史记载基本一致,其重要的来源有三个:两湖地区、巴蜀和关中,而两湖和巴蜀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播到商洛的路线最为便利,对当地的影响也最为深刻。(王晓平2008)与民间音乐相同,花鼓戏也是两湖灾民从丹凤竹林关和山阳漫川关带入商洛地区,湖南花鼓、荆州花鼓和本地的山歌、小调相结合而产生商洛花鼓戏也慢慢成商洛地区的主要剧种。同花鼓戏一样,湖广移民还为商洛带来了渔鼓,如今,柞水县被称为陕南渔鼓之乡,镇安渔鼓已列入第一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秀绒等2013)

  移民来源的不同也影响到方言,如山阳方言大体可划分为两大区,鹘岭为北多秦音,属西北方言区,以漫川关为中心的箭河下游地区方言俗称下湖话,属于江淮方言区,而箭河上游区域则是一个赣语方言岛,俗称蛮子话、江南话,属于赣方言区。((李娜莎2022))镇安县城及东部、平利城关、白河城关受境内江 淮官话的影响最大、混合性最强。其实,整个商洛总体上就是两个方言区,一个是北方方言区,是明代以前的土著和明代外地移民,这部分多集中在商州、丹凤、洛南、山阳等北部地区,与西安、渭南方言相似,而南部则大多属“客户话”,属于南方方言区,当地人称为“瞎家伙话”“爪子话”“奤子话 ”。客户话又分两种,第一种是叫“下湖话”,使用人口较多。其移民来源地又细分为三种:一种是湖北移民,主要分布在镇安、柞水和山阳的漫川等地,现在的柞水县城话即是;一种叫江南话,主要是安徽安庆府移民,主要集中在商南县,典型代表方言是商南蛮子话。在明清,长江以南地区都称江南。第三种主要来自湖北移民,分布在山阳、柞水的一些偏远山区,被称作通山话和板仓话。客户化的第二种叫“广东话”,是因迁海令从广东沿海迁至商州的部分移民,主要集中在商县、柞水部分乡镇。(孟万春2008)。其实,经历了几百年发的融合,商洛很多地方出现了新方言,如商南县城话就融合了商南蛮子话、河南南阳话和关中话,镇安县城话是本地话与下湖话的混合,当地人叫县城话为“二胰子话”。“二胰子”是本地土话,之的是不男不女的人。商州方言显示商州和汉中、安康虽同属陕南,但同中有异,这可能与商洛移民较多又长期隶属西安府管理,和关中交流较多有关,而且商州的地理环境也与汉中、安康不同,它北接关中,东联中原,是江南与西北重要的贸易通道,受北方文化的影响明显多于前两者,也无怪乎贾平凹感慨,人们再提到陕南时往往忽略商州了。

  移民也是商州的民居特点鲜明,南方风格、关中风格和融合风格皆有。明清陕南移民很多都是很多是以家族或宗族为中心集体迁移过来的,因此这里的城堡多,大宅院多(马云肖2019)。镇安刘氏庄园为湖北武昌府移民所建,丹凤黄氏庄园是江西兴国移民所建,商州区的徐家大院、鲍家大院是湖北“明瓦”建筑风格,凤凰镇号称“高房子”的民卢氏大院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同时,这些建筑有盛行于徽州、苏州、佛山、潮汕等地的砖雕和盛行于东阳、徽州、苏州、剑州等地的木雕,南方风格鲜明。(王秀绒等2013)山阳县高坝店主要是本地人,但高坝店弓箭街却既有北方建筑印迹,也有鲜明的江南徽派风格,显示出南北融合特点。最典型的南北融合的建筑群当属漫川关古镇,无论是民居还是会馆都体现出了南北兼容的特色。(李娜莎2022)

  商州在明代还是以以粟、麦等为主要主粮,水稻种植面积甚小,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兴安七属仅汉阴产稻,而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雒南,西安之孝义、宁陕 …… 绝少稻田 。”《镇安乡土志》记载移民艾延兴徙居到镇安县,他家来自南方,喜食稻米,但镇安不种水稻,他只能到二百里外去购买”。也从侧面证实了当地在明末清初时水稻范围极其有限。根据嘉靖《商洛商南县集》记载,到这一时期,商州地带才有了水稻种植,(吴宾2003)但种植面积并不大,主要在狭小的河谷平原地区,但商州多山地丘陵,丘陵地带以大麦、小麦、豆类、高粱等种植为主,在山地则以燕麦、荞麦等为主。(赵常兴等2004)

  明末清初进入商州的移民大多为无业流民,大量的移民到来使原本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玉米成为这些流民种植的首选,因为 “山民言:大米不及包谷耐饷”,(《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而且包谷的产量也比小麦等要大。其实,商州本来不产包谷。清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在南方福建、浙江、广东一带种植包谷。(蓝勇.2008)明末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商州各县并无出产包谷记载,“关中直至清末并没有大规模种植玉米”,是移民把玉米带劲了商州。据记载,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商州直隶州之山阳县、镇安县,才开始种植包谷。如洛南县“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宗,粟利不及苞谷,后满山遍野皆种苞谷”。(《三省边防备览》)到了乾隆三十年,玉米便代替粟谷成为当地主要农作物。(罗雅楠2017)“江楚民之来寓者,……皆为包谷而来也。”(何树滋《续修山阳县志》)到如今,包谷依然是商州人离不开的主要粮食,山阳人高坝店手工作坊包谷酒在2008年被列为山阳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商洛市第二批非遗名录。

  移民也带来了洋芋和红苕。据载洋芋于乾隆年间传入陕西,光绪九年《孝义厅志》记载传说是洋芋嘉庆年间杨遇春带来的,当时杨遇春在此地剿贼时就是用洋芋果腹。陕西道光年间张鹏飞的《关中水利议》记载洋芋来自海岛,乾隆时吃洋芋的还很少,到了嘉庆年间慢慢增多,高寒山区到处种植,是遇到灾情是当地人的主要粮食。红苕也是在清代中期以后传入商州。清代流民大量涌入和包谷的大规模种植,使包谷成为商州山区的重要食粮,“单一化的农作物结构随之形成”。(王保宁等2021)

  在贾平凹作品中,“洋芋糊汤”已经成为他作品中的经典意象。(周圣弘等2016)有人说贾平凹的“糊汤”情结,他一生都在写糊汤,一生都对糊汤念念不忘。“包谷糊汤”是商山人的信仰(孙新峰2004),也成为了商州的象征。

  如果说陕北是基于小米糜子的饮食文化,关中是基于小麦的面食文化,汉中安康是基于水稻的米食文化,那么商州可以说基于玉米土豆的糊汤文化。其中陕北的饮食特色最为传统,关中次之,而汉中、安康和商洛的饮食风格形成最晚。这是普通大众的饮食文化,与菜系无关。

  田龙过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设计与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专家、陕西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广联媒体融合基地、城市广电学术研究基地专家。大型电视纪录片《千年陕菜》撰稿人。主要研究媒体融合和新媒体传播,近年开始研究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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